转自：长安街知事国内期货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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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世界经济陷入体系性动荡之中，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抑或经济碎片化，乃至经济冷战，成为全球的焦虑。对中国来讲，这一焦虑尤为深切。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扭曲认识
四十多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2023年已达到1.26万美元，中国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成长为站在高收入门槛前的国家。与之相适应，中国也由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落后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
46年的经验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蔚然成势。这种气象使人们日益相信，整个世界正在变好，一个“超级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向我们招手。
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明天会更美好，即使有摩擦也是无伤大雅的，是可以解决的，从而对全球格局的结构性变动和体系性变化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心理准备。于是，当世界经济体系因中国的努力融入而产生不适时，摩擦、不满、抱怨随之而起。世界，尤其是中国自然感到茫然和委屈。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国际抱怨不再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指责式的批评，而是开始理论化、系统化，并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辩，并分野为不同的流派。
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中国问题研究界，掀起讨论所谓“中国模式”的热潮，且一浪高过一浪。其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论调甚嚣尘上、互不相让。相反，处于问题中心的中国经济学界被迫卷入这场国际辩论时，却是一头雾水，而在明白原委后，仍是不以为然。在崇尚务实的中国经济学界眼中，这些言论和推理全然站不住脚，都是虚无缥缈的猜测，不值一驳。真正引起中国经济学界警惕的是2013年前后西方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按照2001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15年过渡期结束后，于2016年生效。但西方国家不仅质疑这一条款，欧盟甚至提出立法对此要重新审议，致使今日中国虽然是WTO的主要成员，但仍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构筑“小院高墙”的目的
美国将长期形成的国际规则作为制裁武器，与此同时，开始了以科技脱钩、全球产业链重组以及国际治理准则重塑为核心的“小院高墙”构筑，以期减弱对中国经济的系统性依赖，即所谓的去风险进程。
这种将所谓的安全凌驾于发展之上的地缘政治经济考虑，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时代主题也开始由“和平与发展”转向“安全与发展”。于是，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价值观开始至上，“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中美之间的竞争进而上升为世界范围内涉及价值观的战略竞争。
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其普世价值观，进而本国利益和全球领导力的“体系性挑战”。美国还认为中国要么是新的体系性领导者，要么成长为自带体系的大国的催化剂。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体系性竞争”，既包括完备的竞争策略——“该对抗时对抗，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又包括培育强劲的竞争力。不同于冷战时期内政服务于外交，也不同于经济全球化时期内政外交相对分离，美国认为应将内政与外交统一起来，形成一切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合力。与此同时，美国认为这种战略竞争也应包括建设全球性的竞争体系，使中国承受的战略对抗、竞争合作的压力不只来自美国，更是来自国际体系。
毋庸置疑，美国这种价值观至上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方式，分裂着世界经济，使其团伙化。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观至上的冷战思维使去全球化变成了去中国化，类似于冷战时期那种两个平行市场的阴影再次笼罩世界，并迫使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世界经济正在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凡此种种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大为错愕。于是，“世界怎么了”成为普遍的疑问。“抬头看路比埋头拉车”更重要成为共识。这一共识表明，时代需要方向感。
中国经济学家的新任务
中国是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大国，曾一度领先，其GDP在康乾盛世时期就为全球的三分之一。然而，这是农耕文明的盛世。在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中，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中国日渐成为落伍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国力每况愈下。怀着对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不屈不挠的探索。经过近百年的流血奋斗，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实现现代化的基础，而46年来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上新高度，使当前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历史关头，身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当然为之焦虑，当然迫切需要方向感。这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前程，也反映出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一方面，全球正处于技术革命的间歇期，第三次技术革命已进入尾声，而新的技术革命尚未开启。黎明前的黑暗使世界经济表现低迷，增长乏力，因此诱发并强化保护主义倾向，形成了去全球化的世界氛围。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了既存的“中心外围”的传统世界格局。在这一“中心外围”格局中，南北问题既是国际治理的基础，又是国际治理的对象。但是，目前就GDP而言，发展中国家的GDP已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不仅超过发达国家而且还在增加中。这自然会冲击国际治理体系，也预示着世界经济金融治理的变革。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奋斗史告诉我们，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而是要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线索。梳理历史，在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了解我们现在在哪里，才能找到走向未来的时代方位。对社会的发展如此，对经济航船更应如此。于是，“让历史告诉未来”就成为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新任务。
在此之际，我们这一代作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离别之际，将自己亲身感悟所形成的研究心得作为小小的路标留给后来者国内期货配资，唯望节省气力，助其前行，既是心愿，也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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